(2008/4/23)

摘  要：1947年是战后国内政治局势变动最为剧烈的一年。各民主党派一直坚持的中间路线随着国民党取缔民盟而宣告破产，再加上国民党方面所坚持的反动的内战政策导致国共和谈的破裂，使得国内政党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1948年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中间路线破产  国内政党关系变动  “五一”口号发布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选派代表前往北平，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合作新阶段的到来是与此间国内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动分不开的。本文力图从这一口号发布的背景出发，来探讨此间国内政党关系的变动。

一、战后民主党派的中间道路及其破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逐渐形成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政治力量。为了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目标，各民主党派以在野反对党的地位，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特别是抗战期间，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通过国民参政会这一平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亲密合作，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保存下来。不过各民主党派一直希望保持在国共之外的中间立场，处不偏不倚的地位，以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

在所有的民主党派中，以民盟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作为一个在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中间党派，民盟代表了当时许多中间阶层的利益。抗战胜利以后，民盟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争取正当的民主权利。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上，民盟坚持居于中间的超然地位，既不偏向当政的国民党一方，也不偏向在野的共产党一方，他们希望能够在国共两党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超然于两党之间。民盟认为：“我们不否认，站在政团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党争，民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民盟又指出在是非曲直之间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在民盟看来，这是非曲直就是中国的真民主，就是在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针对外界把他们看作是中共的附庸，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民盟非常反感。梁漱溟就曾特别反驳指出：“恰好相反，恰好民盟在开路，而中共跟着走。”[1]在外交立场上，民盟与国共两党也渐有分歧。民盟“一向主张与英美苏建立平衡友好关系，任何友邦，凡严格尊重我国之独立自主而不助长中国之内战与分裂者，吾人必继续与之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左右摇摆表示坚决的反对，同时也对共产党方面的亲苏动向深表怀疑[2]。

与民盟一样，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样希望能够在和平的条件下建设国家。他们虽然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深恶痛绝的同时，但同时又对蒋介石集团抱有幻想。作为在自由知识分子影响最大，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刊物《观察》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立场。该刊主编储安平认为：“解决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两条路线，一是协商路线，一是革命路线。就国家情形而言，只能走前一条路线，就是共产党也未主张走后一条路线。”[3]只有少数民主党派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对蒋介石的奢望注定是要失败的，其中尤以张东荪早在1947年初的预见最有见地。作为民主社会党的中央常委，他认识到国民党专制统治条件下开展政治协商的不可能，他拒绝参加伪“国大”。他说：“使我最发笑的是：青、民两党居然要求实行责任内阁制。共产党以数省土地，数十万军队，想换取这个都不可得。所以不论青民两党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而国民党所肯让与的总是在他的绝对政权所容许的限度以内的。”[4]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团体，民盟的威望来源于他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广泛影响。他们希望走出一条民主国家中民主政团的正常轨道，希望通过当今当权党开放民主，有实行宪法的诚意。不过由于民盟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其组织机构并不严密，也没有干预地方支部的能力。国民党正是利用民盟的这种松散的组织局面对之大打出手。如果说伪“国大”召开之前蒋介石尚需要民主党派支撑门面的话，那在伪“国大”召开之后，特别是遭到大多数民主党派的抵制后，蒋介石终于向他们伸出了毒手。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要求其自动解散。11月5日，民盟在召开了非正式的常会之后，决定正式解散。6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发表公告，通知各地盟员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政治活动。作为抗战以来国内除了国共两党以外最大的政治派别，民盟一时销声匿迹。

民盟的被迫宣布解散表明自抗战以来的中间路线的破产。正如中共方面发表声明所指出的：“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5]

二、国共和谈的破裂与国内政党关系的变动

1945年4-6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建国的呼声最终促成了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对于政协的召开，民盟代表梁漱溟曾经指出，参加会议的五个政治派别中，除了当政的国民党外，在野方面已属一致，“特别是中共，当周恩来从延安回渝，初晤马歇尔，就声称他们愿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宪那样，他们便满意极了，怕不可得”。[6]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集中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和平建国的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但是由于国民党方面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对之的背叛，政协决议很快成为一纸空文。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企图在短期内将中共及其掌握的军队一举歼灭。内战爆发之后，中共并没有放弃对和平建国的希望。周恩来的所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进行着最后的和平努力。即便到了1947年2月毛泽东对和平谈判的愿望仍然没有改变。2月1日他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时还特别提到“现在这个文件也没有堵死将来谈判和平的可能。”[7]然而此后不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彻底暴露无遗，驱赶中共代表出南京，发布所谓的“戡乱总动员”，和谈的大门终于彻底关闭了。

1947年的中国政治局势发展变化的是如此之快，使人有些眼花缭乱之感。在经历1946年遍地开花式的进攻失败之后，国民党改为加强在山东与陕北两地的重点进攻。国民党一度攻占了中共在陕北的根据地，迫使中共不得不将中央机关迁出延安。但到了此年6月之后，由于国民党在山东战场的失利以及在陕北战场消耗了大量兵力之后，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化。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开始改变与国民党的和谈路线，将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9月11日，在为新华社修改社论稿《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时，毛泽东加写了“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常识了。”[8]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喊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重新明确了革命对象与任务，与过去的和谈路线彻底决裂。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之后，国民党阵营中也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包括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和平呼声以及以华南为中心的宋子文等人的新动向（1947年宋氏屈尊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们提出要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在美国的冯玉祥也放出了风声，呼吁美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内反对派和民主同盟等‘中间集团’，以获致‘和平’”[9]。为教育党内对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抱有幻想的一些右倾份子，毛泽东告诫大家要警惕中间路线的危险，批评教育党内部分同志不要以为可以利用此种计划促蒋下台，“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命定的保皇党，就是开明绅士、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或旧民主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党中央要求大家认清自由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我们基本的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因为“他们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以便时机一至，好与美蒋（或蒋倒台后的其他代理人）妥协，消灭新民主主义革命。”[10]

1947年中国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迫使国内各政治派别都在不断地调整各自的政策与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此年正处在与国民党大决战的前夜，是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败关键的转折之年。与此同时，对于所有的民主党派来说，在他们一直坚持的中间路线宣告破产之后，他们不得不开始新的道路选择。

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后，毛泽东对之寄予厚望，希望民盟中央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振作起来。他在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时事评论中加写道：“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11]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民盟中央宣布停止活动并未得到民盟各地方支部的认同。11月9日，民盟南方总支部郑重声明“绝不因独裁政府之非法压迫而停止其活动”，号召全体海外盟员“对独裁制度之敌视人民，蹂躏民权，共同奋起，一致反对”[12]。1948年1月5日，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声明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同时也宣告与过去的中间路线彻底决裂。

在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后各民主党派的动态使得毛泽东开始意识到统一战线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他在12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从表面上看来，现在时期，比较抗日时期，我们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但是在实际上，只是在现在时期，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因此我们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13]

1947年底至1948年初，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反动面目进一步暴露，特别是伪“国大”召开之后，国民党对民主党派开始了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各民主党派在遭到了国民党的残暴压制后，终于开始转变过去一直坚持的中间路线，转而向中共方面靠拢。各民主党派中间路线的破产与国共和谈的破裂，使得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思考如何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新的合作的问题。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之后，立即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简介：贺金林，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

本文入选广西“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多党合作理论研讨会暨广西政治交接教育实践活动经验交流会”。

新闻来源：农工党桂林市七星总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贺金林

责任编辑：ngd